婚礼那天，天是灰的，像一块没洗干净的旧棉布。

没有鞭炮，没有唢呐，甚至没有一张像样的红纸喜字。李家的院子里，死寂得能听见鸡笼里那只老母鸡不安的刨地声。李父蹲在门槛上，一口接一口地抽着旱烟，烟雾缭绕在他那张沟壑纵横的脸上，像一层化不开的愁云。李母的眼睛红肿着，在灶屋里机械地忙活着，案板上只有一盆白面馒头和一盘炒鸡蛋，那点黄色在一片灰败中，显得格外刺眼，像个笑话。

春梅坐在自己的房间里，身上穿着一件蓝布褂子，是她最好的一件衣服，但此刻穿在身上，却像是囚服。她没有梳妆，只是把头发用一根黑色的头绳胡乱扎在脑后。镜子里的人影，脸色苍白，眼神空洞。这不是她曾在诗集里读到的新娘，没有娇羞，没有期盼，只有一种被掏空了的麻木。

建军走进来的时候，带进了一丝门外的凉气。他换上了军旅生涯里唯一一套崭新的军装，肩章领花都卸了，但那身笔挺的橄榄绿，依然让他像一棵扎根在泥土里的白杨，挺拔而倔强。他看着春梅，眼神里有心疼，有愧疚，但更多的是不容置疑的坚定。

“春梅，”他走到她身边，声音放得很低，却很有力，“别怕。”

他伸出宽厚粗糙的手，握住了她冰凉的手指。那掌心的温度，像一小簇火苗，沿着她的手臂，慢慢地暖到了心里。春梅的眼眶一热，泪水终于决了堤。她没有哭出声，只是无声地流淌，一滴滴砸在建军的手背上。

“委屈你了。”建军说，他不知道除了这四个字，还能说什么。他知道，这场婚礼，对她而言，不是一场庆典，而是一场公开的审判。

院子里传来李父压抑着怒火的咳嗽声，像是在催促。建军深吸一口气，拉起春梅：“走吧，该给爹娘敬茶了。”

所谓的仪式，简单到可笑。没有宾客，只有两家人最核心的几个长辈，表情都像是在参加一场葬礼。建军和春梅跪在堂屋的地上，给李父李母磕了头。李父没有接那杯茶，只是从鼻孔里哼了一声，别过头去。李母颤抖着手接过来，茶水溅出几滴，她还没喝，眼泪就先掉进了碗里。

“起来吧，”她哽咽着说，“往后……好好过日子，别再让……让人戳脊梁骨了。”

这句叮嘱，像一把钝刀子，在春梅心上慢慢地割。

婚礼后的日子，比想象中更加难熬。他们成了村里无形的囚徒。走在路上，背后总有窃窃私语和意味深长的目光。大娘婶子们见了他们，会立刻收住笑容，绕道而行。孩子们会跟在他们身后，唱着不知从哪儿学来的浑话。那棵见证了他们爱情的老槐树，如今也仿佛成了罪证，每次经过，春梅都觉得树上的每一片叶子都在嘲笑她。

家里的气氛更是冰冷得能冻住空气。李父一天也说不了三句话，每一句都带着刺。饭桌上，他会把碗筷摔得砰砰响。春梅不敢抬头，只觉得每一口饭都混着沙子，难以下咽。

这天晚上，屋外刮着北风，像野兽一样拍打着窗户。小屋里，一盏昏黄的煤油灯豆，映着两张年轻却写满疲惫的脸。

“春梅，”建军忽然开口，打破了压抑的沉默，“咱们走吧。”

春梅猛地抬起头，眼里满是惊愕：“走？去哪儿？”

“去南方。去广州，去深圳。”建军的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，亮得惊人，“我在部队听人说过，那里不一样。那里是新地方，没人认识我们，只要肯干，就能凭力气吃饭。我们不能一辈子被困死在这里，让别人用唾沫星子淹死。”

南方？那是一个多么遥远而模糊的词。在春梅的想象里，那是一个只存在于书本和传说里的地方。她有些害怕，但更多的是一种绝处逢生的悸动。离开这里，离开这些审判的目光，离开这片让她感到窒息的土地。这个念头一旦生根，便疯狂地在她心里滋长起来。

“可是……爹娘他们……”她犹豫着。